《童年》一位医学从业者的自传（一）

第一篇《童年》

——在理想和现实中摇摆，在信念和性格中犹豫。

2014 年年末总结，写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母亲第 18 年忌日。

当我开始书写这封书信时，我开始考虑我的将来，考虑着我的理想，我究竟未来想往哪个地方走？

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它的难度不亚于写一篇硕士论文，需要充分的论据，论点来支持、来阐述和证明，最终推出一个结论： 我的内心是孤独的，也是脆弱的，若没有长篇大论，我无法描述清楚我的想法 。

我的前半生，一直是为了医学事业而去生活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

我的理想源于自小母亲的影响。母亲在生我之前，就有胆结石、肝管结石，经常打针、吃药，一般就是在爸爸工作的三江厂职工医院输液或者舅舅工作的 799 医院（舅舅是医院的党支部书记），若是犯得重了，就要去宜宾市二医院看病，病犯的最严重的时候去过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每个月爸爸的工资，一多半都花在看病吃药上。

母亲一生病了，爸爸就要陪护。爸爸是三江厂的工人，那时，在厂医院看病花钱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去宜宾市二医院或泸州医学院看病，就得要借钱。

所以小时候经常会在医院出入。厂医院的医生叔叔阿姨都比较热情，市医院的医生看病都很淡漠，在排队等候的过程中，遭受到医生不耐烦的呵斥是常见的事情，经常也会陪着妈妈看着她痛苦却无能为力，在楼道上遇见身穿白大褂的医生都会心生敬畏，往往会靠在一边让医生先过。

那个时候，医生在我的心里，就和救世主没有什么两样，衣着整洁，一句话可以让全家欣喜若狂，一句话也可以让全家悲伤难过。那个时候，也暗暗的想，若是我做医生了，定不会呵斥病人和不耐烦的给他白眼。

母亲前后两次手术，我们没有什么可送的，爸爸抓了家里正在生蛋的母鸡送去给医生，医生坚决不收，不过手术的当天，吩咐我们去准备了水饺和西瓜，爸爸赶快去准备，看着热腾腾的水饺，我在旁边馋的想吃，却没有真正的去动过筷子。

妈妈因为经常生病，一直没有上班，就照顾我学习、生活，在现在的说法就叫「全职太太」。只要我学习，其他一切家务活都不让我做，这样养成了我不爱做家务的坏习惯。

妈妈经常会说，你长大了当个医生吧，努力地学习，要好好对待病人，不要呵斥他们。在妈妈的监督和看管下，我的心智很早熟，从小学习就非常刻苦，从小学一直到初中三年，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

从小，大人们逗我，说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啊？我的回答总是那么干脆：「要做医生」！「你想上哪个学校啊」？「我要考上华西」。可以说，考上华西医科大学，做一个好医生，是贯穿我整个幼年时期的理想

初中升高中考试，我考了 651 分，那时 7 门功课 700 分，平均分是 93 分，当时在我们宜宾地区是进了前十名的。但是我们家长期借债，经济不好，爸爸妈妈想让我早点就业，就让我报考宜宾卫校护理专业，当时能上中专的都是学习成绩好的，我满心不情愿，但迫于父母的压力，勉强去参加了考试，由于没有好好准备，考试结果果然离宜宾卫校差 10 分。

还记得爸爸知道成绩后回来那张灰黑的臭脸，妈妈也很难受，我心里虽然有一种没有成功的怅然，但更多的是没有上线的欣喜。我不想做护士，我还是愿意做医生。爸爸总是觉得不相信，为什么中考成绩那么高，考中专才这么点呢？爸爸就去查分，查了两科：数学和物理，每科查分费用 50 元。结果真的查出来差了 19 分，也就是我上了卫校护理专业。

这下就开始热闹了，因为虽然分数查到了，当时招录已经结束了，爸爸托了熟人，找了卫校的某个领导，要我补录进去。感谢卫校的领导，他让我们得交 9000 元，这是我们这个穷困的家庭很难提供的。这个时候我考上的高中部老师年级组长刘瑞铭老师和班主任杨建中老师都来我家做我爸爸妈妈思想工作，并许诺减免我的高中学费，给予奖学金，最终我才没有去卫校。这也是我一生觉得最惊险的一次，我又能去圆我的大学梦了。

高中一年级，因为心心念念要考上华西，那时华西医科大学的收分是相当高的，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考上，所以学习相当努力，相当刻苦，经常半夜 1 点才做完辅导资料，早上很早就要起床背书，高一年级末，考了全年级第一，当杨建中老师兴奋地宣布说你进入全地区前 20 了，内心是无比喜悦的，这说明距离我心中的殿堂华西已经很近了。

岁月从不以人的意愿而安排生活，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是我最灰暗的时候。

母亲重病了，先是因为不小心将热水锅打倒了，出现下肢烫伤，然后出现高热、寒战、腹痛，满床打滚，爸爸带着妈妈跑了很多医院，那时我在学校上学，具体过程已经记不清了。就记得最后爸爸打听到我们厂职工医院请了个泸州医学院的退休院长，因为考虑费用节约，又能让专家治疗（当时在我们心目中泸州医学院是相当大的医院了），就决定在我们职工医院做手术。

记得那天手术，一共手术了 12 个小时，出来时妈妈带着全身的管子出来了，全身上下都有管子，胃管、尿管、胆道引流管、输液管……专家说我妈妈肝脏里面有结石，切了一小半。

之后妈妈在医院里住了快半年，每天输液都是取一大筐，从早上 6 点输到晚上 12 点都输不完。由于肝脏被切掉，出现了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全身开始出现黄疸，且逐渐加深。最后出院在家，妈妈全身重度黄疸，经常瘙痒，经常反复呕血，腹部膨隆如同临产孕妇，四肢消瘦干枯。

单位照顾我家，让爸爸休假在家看护，工资照发，爸爸到处打听偏方，有次打听到菜坝有个神医，好不容易借点钱，专门带着妈妈去看病，妈妈出门，因为全身黄疸，连我们亲戚都害怕被肝炎传染而避之不及，更何况是一路上的群众，到了「神医」家，「神医」开了几针干扰素，每支 150 元，爸爸咬牙买了，回来用了几天不管用，有天到有个亲戚那里，他们开着有药房，一查价只要那一支药仅仅才 15 元，爸爸心疼的大骂那神医，再也不去了。

这些情节在我后面的行医生涯中多次回放。

按现在我所学到的医疗知识，实际妈妈是因为烫伤后引发化脓性梗阻性胆管炎，出现寒战、高热、腹痛，我们本来做一个胆管结石的取出术，并未同意切除肝脏，而那个手术的医生切除下来了，这应该是医疗事故。

那个卖我们干扰素的神医，进价 15 元的干扰素以 150 元卖给辛苦从外地来的患者，开着黑诊所，挣着黑心钱，这是一种多么恶劣的行为。

我们家里经历过这些误诊、误治，但从未谩骂过医生，我们也从未想到去追究这些事故责任。

应该说来， 现在的医疗改革，国家大力推动病人知情权和选择权，是医疗的进步；国家发现黑诊所立即查处，是社会的进步。

可是，我们的病人为什么还是那么不理智？

当我们给病人谈病情，谈下一部治疗措施时，病人总会有怀疑，会猜测到我们是否会从他身上捞钱，也会觉得我们是在推卸责任。

本文作者：顾兴 第四军医大学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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