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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为进行自我批判看大公司组织管理

来源:中人网
http://www.chinahrd.net/management-planning/organization-management/2013/0719/199595.html 中人网-组织经营
日期:2013-07-19

这是一篇任正非 钦定的文章,治理主要讲述了,华为 在成功路上曾经遇到的组织管理 难题,和一系列华为特有的成功法则。建立在灰度理论基础上的华为的自我批判 有这样几条规定:第一条是不搞人人过关,不发动群众,这显然跟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一样。第二是更多的自我批判,不要批判别人。第三是强调一个“真”字,要实事求是。第四是不无限上纲、无情打击,把握适度。第五是善意与建设性是大前提。

华为如何进行自我批判?

一、组织黑洞:山头,腐败,惰怠

生理学家认为,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是带着病毒来到这个世界。马克思说“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大踏步地向坟墓迈进”。一个组织又何尝不是如此?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概莫如此。当它生机勃勃的诞生之时,腐蚀、侵蚀这个组织的各种病症也都相伴而发生了。

组织的病症源于人,源于人性。西方组织管理学认为,人天生是自私的,懒惰的,贪婪的,正因为单个的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私、贪婪、惰怠,所以,当这些携带着同样病毒的一群人,构成一个组织的时候,也同样就构成了对组织从发生、发展到终结的全部生命过程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疲劳。一个人保持阶段性的活力、激情是容易做到的,一个组织保持两年、三年、五年的活力也是相对容易的。但是,持久地保持激情与活力,大概是组织领袖们所随时面临的难题。

员工疲劳症。一个新员工刚进到公司,开始是积极、向上的,八点上班他七点半就到,晚上下班以后还照样在办公室加班,但当一个新士兵变成一个“兵痞”,他就缺乏活力与激情了。当一匹马从战马变成懒马,变成病马的时候,这个马群一定会出现类似于传染病一般的普遍惰怠与散漫,普遍的不想作为。

比员工疲劳症更可怕的是领袖疲劳症,也就是管理者的疲劳症。领袖是一帮什么人?是一帮永远富于妄想症的冒险家,中国社会最缺乏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中最重要的第一是冒险精神,第二是永不懈怠的持续的冒险精神,也就是说领袖必须像永动机一般的思考和行动。所以,组织的领袖是否能够保持持续的激情与活力,持续的奋斗精神,才是一个组织的关键,但是光有这个关键还不行,还必须点燃起整个组织的全体参与者、追随者们持续的梦想,持续的激情。

我们把组织的惰怠现象称作“组织黑洞”——类似于宇宙中的“黑洞”——任何接近于天体黑洞的物质与能量都会被瞬间吞没掉。所以组织要远离“黑洞”,通过强健组织的正能量以战胜“暗能量”。

组织黑洞的第二点就是山头主义。组织中的山头、体系、派别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组织变革的大多数指向是围绕着铲山头而进行的,山头是人类心理、生理现象的必然产物。这一问题在华为早期的十多年曾经也是严重的,这跟华为早期的历史有很大关系。两万人民币起家,不到十个人,做交换机的倒买倒卖,活下去是这个企业的唯一使命。怎么活下来呢?谁能为公司拿到合同,拿到救命钱,谁能为公司带来产品,从一无所有到有产品,谁就是公司的英雄。几乎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原始积累阶段都是个人英雄主义文化所主导的。

这样一种个人英雄主导的文化带来了企业的高速发展,从1988年成立,到1998年这十年时间,华为超越了中国的所有对手(当时的巨大中华,巨龙是军队企业,大唐是国有企业,中兴是处在深圳的国有企业),然后成为中国第一。但是,这种中国第一带给任正非的是什么呢?

任正非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那篇文章里讲,华为当时山头林立,主义盛行,真不知道该朝哪儿走。很多组织,包括很多企业,当大家一起共患难时,上下一心,有高度的凝聚力,但是当它稍稍有一点儿基础,有一些财富的时候,英雄们的那种英雄情结所衍生的欲望、野心和利益集团之间的那种贪婪的诉求,就常常把这个组织撕裂了,把这个组织的团队精神、凝聚力扭曲了。

第三个组织黑洞是腐败。腐败问题也是人类组织与生俱来的问题。国家有,社会组织有,一个以财富的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功利性组织中,腐败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华为历史上这种问题也不少,比如关联交易,每年的销售额,十年前也是五六百亿人民币,五六百亿人民币要靠大量的供应商支撑的。这里面当然就会产生关联交易问题。2006年,在马尔代夫的一家度假酒店,公司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专门讨论清理关联交易。从任正非开始,所有公司高层跟华为有关联交易的亲戚朋友的公司全部进行清理。在此基础上进行从上到下的干部廉政宣誓活动,从此这个事情就坚持下来了。今天还有没有?我相信现在少多了,但是,关键还需在制度上解决问题。

华为的审计部是一个很厉害的机构,任正非有一次到日本去出差,被审计出来在酒店洗的衣服放在报销里面,审计部的头儿就找任正非谈话,对不起得退回来,退回来还得写检讨。

华为所有的人不能坐飞机头等舱,任正非毕竟69岁了,到全世界各地他得坐头等舱,对不起,多出的钱你自己朝里填。所以,每出一次国任正非就“亏损”一次。

在我们称之为组织的三个黑洞中,其实最最可怕的还不是腐败和山头问题,而是惰怠,是组织疲劳。历史是最可怕的敌人,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生机勃勃,什么错误都可以犯,也敢犯,也犯得起,一个组织也是如此,早期可以不断去尝试失败,在失败中找到成功的路径。但到一定阶段,当这个组织有了历史,组织就开始慢慢变的板结起来。控制多一点儿,还是控制弱一点儿,常常是一个无解的话题。

二、警惕意识与自我批判

一个企业,一个组织,如果总是背负成功与辉煌的包袱,这个企业其实也离死亡不远了。所以,任正非讲华为是没有历史的公司。

在华为的任何角落看不到华为过去的历史,没有一张图片有任正非的形象,全球各地的办公场所看不到哪个中央领导视察华为的照片……华为也是一个没有功臣的公司,华为一位高管对我说,华为是一个不承认功臣的公司,老板也是,也就是说当任正非退休以后,任正非也不会被供在华为的殿堂里。

任正非说过,我从来不在乎媒体现在、今天、明天怎么看我。第二,我也不在乎接班人是否忠诚,接班人都是从底层打出来的,打出来的英雄同时又能够进行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同时又有开放的胸怀,又有善于妥协的精神,同时在看人的问题上能够多元视角,而不是黑白分明,他就是自然而然成长的领袖。领袖不是选拔出来的,是打出来的。

恐惧造就伟大,任何组织,包括个人,如果没有与你成长所相伴随的那种不安全感,那种始终追随着你的不安的影子,你可能就变的很放松,很悠闲。但是,这种放松跟悠闲可能的结果是:

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打击面前,你的安逸,你对危险的麻木,会导致组织快速的崩溃掉。

我们生存于一个丛林世界,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实际上都在被危险所包围着。如果你不始终保持对危险的警觉,变的麻木,麻痹,危险可能就悄无声息地由一个黑点变成黑影,由一个黑影变成巨大的威胁笼罩在组织的头上,所以,战胜恐惧,战胜不安全感的过程,其实就是企业走向成功的过程。

华为今天是事实上全球电信制造领域的领导者,但今天的华为恰恰可能是最脆弱的时候。为什么呢?成功容易让人变的惰怠和自大,让组织变的盲目骄傲和固步自封。精美的地毯下布满了细菌,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组织如此,一个企业同样如此。警惕这些细菌的滋生繁衍就是在为企业加固未来。

华为过去的成功靠眼睛对着客户,屁股对着老板,但今天的华为是不是还是这样一种文化?今天的华为是不是也大量存在下级总是把自己的成长与提拔,寄托在某一个上司赏识自己呢?今天的华为是不是还是那种前方作战的人有充分的指挥权、决策权,和打仗的主动权呢?

爱立信是这个行业的老大,爱立信只有七万多员工,爱立信在机关里的干部只有一万多人,华为的机关里有三万多人。三万多人在一个像大花园般的后方,看着PPT,喝着咖啡,要告诉前方怎么打仗。那华为未来能不倒下吗?所以,这几年任正非反复讲,要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来指挥炮火,也多次讲,我们现在上下弥漫着一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国民党风气。

三、警惕意识的源起

首先是现实因素。华为由当年的那种海盗文化、草寇文化,个人英雄主义主导的文化发展到后来十年以后,企业做起来了,有一定规模了,山头文化一定是尖锐存在的问题。一个企业长期保持对山头文化的警觉,是必须的。

由山头文化衍生出游击队文化,而与之对应的正规军文化则是把野马变成战马,把一帮土匪变成战士。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给我们现代的组织领袖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中国是一个缺乏商业历史和商业管理理论的国家,但是,组织与组织之间,它在根本的方面是相似的,相通的。所以,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从《史记》、《资治通鉴》到《毛泽东选集》,应该说都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如何防止组织惰怠、组织山头、组织腐败的重要的观点与经验。

在研究组织兴起、组织异化、组织变革方面,毛泽东绝对是大师。很多中国企业家喜欢看中共党史,是有一定道理的。

十多年前经常听任正非讲,1974年,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召到北京开会,先起立唱《国际歌》,完了以后就宣布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只准带一个勤务兵,其他的一兵一卒不准带,然后再宣布邓小平做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在华为,1996年,搞了一次市场部大辞职,一千多人,市场部的干部员工,主要是正职干部,集体辞职,写两份报告,一份辞职报告,另外一份是述职报告。过去30年,大多数有一点儿规模的中国公司都发生过销售团队集体哗变的现象,在华为25年的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市场部大辞职的结果是什么呢?形成了华为组织文化中的“能上能下”,这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第二步,打掉帮派,打掉山头,这大概是更主要的。华为各地办事处主任只能做四到五年,除了极个别的,调动的时候不准带一兵一卒。我们现在经常存在的问题是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是某个人在某个地方营造了一片市场,然后就说这个关系是我的,很多企业都有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对曾经成功过的英雄,护着呵着,没有人敢去碰撞他,就是因为他拥有很多的什么关系资源、销售资源,等等。

我们讲华为把15万知识分子,15万秀才变成了“土匪”,这些“土匪”一旦匪性大张,就是野火遍地烧的时候。所以,要给野马套上笼头,要把土匪变成有纪律、守规则的战士。

军队是一个很奇妙的组织。军队这个大熔炉改造了一个人身上的很多所谓的个性、自由精神,但是你看哪一个军人是没有个性的?如果军人没有个性,没有血性,怎么去战场厮杀呢?所以,军队文化赋予了一个战士,一个将军的个性中军队的共性,就是服从精神,统一的价值观,同时又不泯灭激情和斗志。企业组织如果能把军队文化中这样一些东西学到十分之一,五分之一,战斗力一定要强大许多。

四、自我批判:战胜组织黑洞的法宝

任正非向中国共产党学到了两个重要法宝,一是艰苦奋斗,一是自我批判。但是,这两个法宝,其实也是人类普适普世的观念与文化。

三百年前,欧洲的那些传教士们到非洲,假定说他去了一百个人,从欧洲的海岸千难万险到达非洲海岸时,可能就剩下五十人,这五十人登上陆地,走进森林,再走出森林,可能就剩了二十个人,这二十个人可能有十八个人,十九个人对现实的困境绝望,所以,要重返欧洲,重返英伦。结果重返的过程中可能又死掉了一大半,留下的那一个人就在非洲建教堂,一砖一瓦地建教堂。这种精神就是清教徒主义执著的奋斗精神。

所以,奋斗精神不只是中国人,不只是共产党,是人类普适的价值追求,不管你是任何种族,任何民族。懒惰的民族和懒惰的组织都是没有前途的。

同样,自我批判,有人总以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武器,其实西方文明两个最核心的元素,一是清教徒主义精神,奋斗精神,另外一个就是自我批判,西方能够走到今天,就是它总在对自身发展过程中所携带的病毒基因,进行不断清洗。它整个的制度设计,比如美国的两党制,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学者们对政府的各种批评,都是自我批判。美国的强盛,就是因为华盛顿的上空总有乌鸦在叫,总是在传播一种不祥的警告,给所谓的盛世敲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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